继续一个不需要我的草台班子这个话题。为了理清思路，我自己整理了一个思维导图，以后会持续更新。这次，从日本人的”盲信“开始聊起。
前面有提到我的第一波读书冲动，随着买入 Kindle DX，我又进入了第二波高潮。Kindle DX 的 10 寸屏幕特别适合阅读 A4 大小的 PDF 文档，大大增加了我的阅读量。当时我还加入了一个读书会，有许多高人推荐各种书籍，其中有一套就是盐野七生的《罗马人的故事》。当时这套书还只有台湾版本，有台湾网友扫描制作了电子版，于是我们也有机会阅读到这套书，而且通过 Kindle DX 阅读的体验非常好。
这套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必须承认，大学毕业之前我的读书非常有限，虽然语文分数很高，但是我的阅读范围比课本多不了太多。在第一波阅读高潮中，我读的大多是一些比较功利的书。第一次读这样大部头的书，给我带来的震撼非常大。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新鲜，刷新了我对罗马、对西方文明的认识，因而我对盐野七生的观点相当信任。后来，沿着罗马文明这条路，我又读了许多书，而《罗》成了一切的开端。
后来有次我读到一条《罗》的书评说：“盐野七生毕竟是个女人，她对凯撒还有许多事情的认识还是太天真。”抛开性别歧视不谈，这个书评让我开始思考，也许我之所以觉得《罗》这么好，愿意全身心地去相信，是因为我读书太少了吧？而盐野七生作为一个学者，为什么这么信任凯撒和罗马的这些故事？是因为她相信，只有去相信凯撒和罗马，才能真正理解他们，理解他们的故事。这是日本人、还是女人的优势吧？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许多时候我缺乏一种“迷信”，虽然我很早就读过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，但一直缺少该书所说的与书的作者认真沟通的精神。时至今日，我又读了许多关于罗马的图书，慢慢意识到当年似乎有一点天真，但正是那种天真的信任促使我相信我所学到的。
关于日本人对于学习的态度，还有个有名的故事。二战时，戴明在美国政府工作，为战时生产应用统计方法。战后，戴明在本土推广其质量管理理念时遭遇冷遇。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制造业对改变现状兴趣寥寥。然而，1950年，百废待兴的日本向戴明伸出了橄榄枝。在这片急需重建的土地上，戴明的理念找到了真正的知音。日本企业家们热切地吸收了他的观点，并将其付诸实践。随着丰田、本田等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，戴明的方法逐渐显示出惊人的效果。日本甚至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质量奖项。讽刺的是，直到1980年代，当日本制造业开始威胁美国的全球地位时，美国企业才突然发现，原来日本人的诀窍戴明本来就是个美国人。
国内也流传着一个华为学习 IBM 的故事。华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，为了提升管理水平和竞争力，曾花费几十亿聘请 IBM 提供咨询服务。IBM 帮助华为建立了完善的流程管理体系，推动了企业信息化建设，促进了华为从传统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的转型，为华为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有一段积极吸取各种知识的历史。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·弗里德曼曾经在1980年来到中国，在他的回忆录《两个幸运的人：弗里德曼回忆录》中对中国学者有这样的评价：
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中国（少数在日本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。他们对“资产阶级”或“资本主义”经济学只有一些模糊而又多数是被误导的理解。现在因为要进行经济改革，试图引入市场机制，所以他们急于学习市场如何运作的知识。而且因为与对外开放，能接触更多外国学者和专业著作的可能性，及与海外华侨的接触，唤醒了被强制压抑的好奇本能。再加上海外华侨及台湾（已经允许谈论台湾了）的富裕与中国内地的贫穷落后之间的对比，更增强了这种好奇心。
米尔顿·弗里德曼在1988年和1993年又两次来到中国，那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展现出了与1980年完全不一样的景象。（我是在2005年左右读的这本书，因为写这篇文章重新翻阅时，颇有些感慨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。）
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中国似乎已经走到了许多领域的前沿，中国人是不是已经没有需要学习的了？人一般是受到挫折时才会有动力去学习的，正如鸦片战争后的中国，即使上千年的集权统治下的僵化社会，面对世界的巨变也选择了学习和改变。而现在的中国，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，实现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、学习西方？还是中国的特色？
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好像还有许多无法令人满意的地方。即使是官方统计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属于贫富差距过大。为了应对不断攀升的失业率，官方也在做许多调整。即使有工作，又有多少人经常在996？为什么勤劳善良的中国人，都已经实现了祖国的伟大复兴，但似乎比以前还要辛苦呢？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，人民可以有那么长的假期，还有那么高的收入？不要说什么外部形势的影响，为什么不去学习如何创建一个好的外部环境，为什么不去学习如何创建一个内循环的社会？
上面说的是整个社会的态度，具体的人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。以前指导一个新员工调研一个在国外很流行的框架，他没几天就给我反馈，说：“不好用，咱公司用不上”，然后我就问他：“有许多企业采用的东西，总应该有一些优点吧？我们公司用不上，是什么原因，我们要用好该怎么做？”他表示说不清。
我觉得许多人在采用一种新方法时，稍微遇到挫折就会选择”因地制宜“、选择改造。一方面的原因我们的人太聪明了，觉得那些现成的方法一定不如自己空洞的脑子；另一方面又觉得其他人都太蠢了，他们完全接受不了新的方法，花精力改变别人没有意义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我们的人缺少了一点日本人的”盲信“，缺少对别人东西的耐心。其实当年任正非也看到了华为的这些问题，所以要求员工在采用新方法时要做到先僵化、后优化、再固化，也就是先不打折扣的学习，甚至有点僵化，然后再体会其意义，再尝试去优化。